「台灣民主轉型的十字路口 — — 以獨台會案為出發點」講座紀要
▌時間：2019年 5月24日(五)19:00–21:00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1506教室
▌主講：陳正然先生
▌與談：丁勇言先生
▌撰文：曾信豪
▌責任編輯：黃子晏 、林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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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民主運動者長期的抗爭與犧牲，台灣終於在1987年迎來解嚴，然而三大惡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都尚未廢除。1991 年 5 月 1 日，中華民國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然而5 月 9 日，法務部調查局旋即宣布偵破史明領導的台獨組織「獨立台灣會」之在台地下組織，依叛亂罪逮捕陳正然、廖偉程、王秀惠、林銀福等四人。
本次演講邀請當時被逮捕的陳正然先生，以及參與救援行動的丁勇言先生，現身說法，讓我們重新省思這段史實及其遺緒。事件至今將屆三十年，此刻的我們，又該如何回顧並詮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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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然：獨台會案的還原與反思
老師表示，事發至今，他從未在公開場合談過這個事件，因為當事人大多都還健在。但最近，獨台會案已被過分解讀，那些誇大的描述與當年情況相去甚遠，「說到我都覺得我沒有參加過的樣子」。如維基百科至今仍以「調查局……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五個人」解釋獨台會案；然而，本案除卻廖偉程住在清大，實與清大無關，且5月9日僅逮捕四個人，安正光是之後因玉山神學院的學長林銀福而被捕。
史明在東京成立的獨台會，是個民間普遍不熟悉，且不排斥以暴力手法推翻國民黨的組織。史明曾買槍試圖暗殺蔣介石，逃到日本後，又進入左派大本營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更曾參與中共打游擊。故老師當年雖曾參與許多更尖銳牴觸當局立場之事，國民黨卻以赴日見史明為逮捕之由，因為以此為藉口，社會較容易接受。
回顧就讀台大的學生時代，老師說自己「一直在找有趣的事情做」，如組織讀書會，辦理多場校門口靜坐等。因為幾乎參與每個運動，老師得以用不同視角回憶當年的運動現場，如「學運領袖」其實可能並未出現在決策會議。要求萬年國代下台時，老師也在校門口弄靈堂，「老賊」們愈怕觸霉頭，老師便愈愛做。老師笑著分享，先抹糨糊再丟冥紙就很難掃起來；每天都有人在拜，而陳師孟等幾十個教授，就在老師於門口架的火燒黨證。
畢業後，老師繼續接觸社運，90年代中期以來則主要處理網路、資電等事務。如今除了幫助新創公司之外，最多時間是在種田，因為「救地球較要緊，現在救台灣已經有𠢕人囉。」老師試圖以網路的連結能力，將台灣的土地作更好的運用，用自然的方式生產，不需要剝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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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花果開始的集體行動
回到獨台會案，老師說，「一切是從無花果開始的」。
80年代之前，關於台灣的史料、小說等印刷品，若非列為禁忌，便是乏人問津，連想了解自己所居島嶼的社會都很困難，那就是威權氛圍。老師在法學院讀書時，就發現圖書館的《資本論》只有書卡跟封面，內容要教授簽名許可才能閱讀。曾有朋友介紹老師一件薪水優渥的家教，學生乖巧聰明，並無察覺任何異狀；隔天早上，老師卻馬上被請到教官室約談。原來昨晚老師前腳一離開，警總馬上就通知教官室 — — 那是某位政治犯的女兒。第二次去時，發現他們家外面有個麵攤，顧麵攤的可能是憲兵。
這便是老師求學時的時代氛圍，情治單位的眼線無所不在。因此，當老師大學時代受學長、教授刺激，想到圖書館或其他地方找某些資料，卻總遍尋不著而感到挫折。但老師也發現：很多史料是被民間藏著、很小心地保留；如果這些資料能被揭露，對形塑共同的歷史意識，以及反省歷史會很有幫助。「因此到研究所時，我們就開始想怎麼做比較好。」
解嚴後，社會多元的力量開始出現，於是老師與社會系的賴曉黎合作，試圖藉由電腦科技整理史料，並分別透過陳菊、林濁水牽線，拜訪史明與張良澤（主要蒐集文學相關史料）等前輩。拜訪史明時，則試圖找出《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引註及參考文獻原文。當時該書的引註，在台灣僅能找到四筆，故此後又到史丹佛、柏克萊等大學尋找文獻。
這便是「台灣文化史料中心」創立的背景。老師們想建立類似美國圖書館的OCLC系統，並用input／output的概念整理史料，但當時電腦要打中文相當困難，因此開設無花果打字行，整理史料同時接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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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導火線
孰料，台灣文化史料中心成立的地點 — — 陳正然老師家 — — 卻成為「犯罪現場」。當時整理史料的小組也舉辦讀書會，並思考台灣時事。那年春天舉行了「417反老賊修憲」大遊行，由於反對未成功，台大學生撤回校門口靜坐，後來甚至絕食，成為獨台會案的導火線。5月8日晚，眾人聚集檢討前月的學運，共有三人報告：林佳龍檢討學運發展與當時社會政治變遷關係，林濁水檢討憲政問題，簡錫堦則談論社運團體。討論結束後，眾人到師大夜市吃宵夜，大約三點才就寢，而調查局在五點多便逮捕了老師。
「有趣的是，人都會有一些預感。」吃宵夜時，老師與社研所的李建昌說「講這些都無效啦，你講講一晡，國民黨故意欲抓，四十八點鐘抓了了，抓到無半個。（你講這些都沒有用啦，你說了那麼多，國民黨故意要抓，四十八小時就抓完了，抓到剩下沒半個）」結果四小時後，調查局就把老師用手銬銬在桌子上，開始翻箱倒櫃。老師被抓到調查局時，才發覺他的資料塞滿一整個房間。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並要求打電話找律師，那時口袋裡竟然剛好有一塊錢，於是打公共電話給周威佑（現任台北市議員）求助。
十一點多，老師便聽到運動圈的朋友已包圍調查局，至晚上，盧修一等委員便開始向調查局要人，調查局人員於是拿出了「整厝間」的頑行劣跡檔案。其實參與運動時，老師便知道自己被跟蹤與竊聽，在美國讀書時也不例外，比如電話講半小時會自動停掉，因為監聽人員要將錄音帶換面；被保釋後，調查局的電話線沒掛好，故甚至曾反竊聽對方。
那陣子老師從UCLA休學回來參與運動，被捕當天，UCLA校長為了拿蔣經國基金會的錢，正好在台灣，準備飛回美國。校長在美國一出機場，便有讀書會的同學去圍他，他難以表示不知情，故發表強烈的聲明。當時美國主要的大學，都有學運圈的台灣學生參與國際特赦組織，而聲明稿上，三一神學院、柏克萊等校的校長也都簽了名；聽說登記救援老師的人，比救援翁山蘇姬的還多，那是因當時剛好大家都在美國讀書。這些對國民黨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老師出獄以後，曾聽一位政界大老分享：當年郝柏村派陳長文去北京，因北京要確定廢止動員戡亂後兩岸的新關係。中共要陳長文問郝「台獨還辦不辦？」郝柏村順口說：「那就弄個案子來辦一辦」，於是有了獨台會案。
思考歷史時的盲點──被規訓的去脈絡化
老師認為，我們理解獨台會等案時，常會以當權者的觀點來看，「他說是獨台會案就是獨台會案，我們那時候常開玩笑說，台獨會被講成獨台會很離譜」。案內四人其實不相干，唯有廖偉程跟陳老師是同個讀書會的，王秀惠、林銀福則是到監獄裡才認識，出獄後也都在各自領域奮鬥，較少聯絡。
在理解歷史時，我們常缺乏對社會發展脈絡的思考，將事件孤立化，只想找出英雄或受難者（如今日對鄭南榕事件、美麗島事件的理解）；卻不習慣深刻反思「為何會發生這些事情？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有何意義？」然而去脈絡後僅剩下純粹的模型，較偏向社會學或政治學的取徑。
創辦無花果與台灣文化資料中心時，老師等人固然不承認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但除了政治場域的問題，思考民間社會場域究竟如何被政治權力所扭曲也很重要。「獨台會案」發生後，反而只剩下「政府進到校園抓人」這樣國家權力衝撞的事情，模糊了創立時想關注的焦點。
當局那時候應該早已發現跨校的研究生集結、開始思考台灣主體性的意涵，或者做為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老師認為，這個思考至今仍一樣重要，唯有清楚自己祖先在歷史中追求的過程是什麼，才不易被中資等外在物質影響判斷，而模糊了認同。比如說，美國人多為17世紀英國移民後代，但並不會因英國富裕而自視為英國人，因為理解先人的歷史，他們便能凝聚出「美國精神」。
老師也指出，當時的社運人士有個思考惰性：「都推給國民黨就好了」，工運、環保議題皆然；就像國民黨如果出事，都說是「三合一敵人」：台獨、共匪、陰謀叛亂分子所害。可見時人的思考普遍欠缺社會脈絡，反威權者被威權統治者的話術規訓；正因如此，老師希望透過蒐集史料，從社會與歷史的角度觀察，提出前瞻性的思考。「那時我們已經知道國民黨會倒了，要想如果他倒了之後怎麼辦？不能等到上去之後再想要怎麼做。」將時序放長來看，老師自忖這種擔心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反對陣營的治國準備確實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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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台會案」以後
老師參與的獨台會與無花果兩個小組，在獨台會案以後也繼續發揮影響力，比如獨台會的脈絡，影響了一百行動聯盟；而無花果，則從批判黨國體制，開始關注社會生活。
解嚴之前，若要上街頭，一定要有公職，「不然就給打好玩的」，而且需要指揮車時，便得與政客打交道；但這些政客很容易因利益與當局妥協，故運動界常抱怨被政客利用。解嚴後社運逐漸成熟，群眾可以從被政治人物動員到主動參與。老師鄭重說道，我們會一直需要社運團體，因為「當你停止反對當權者的時候，就是這個社會停止進步的時候。」
獨台會案後，原讀書會的成員仍然參與各種社運。如時任環保署長的趙少康，想在十三行遺址區域建汙水處理廠，而那裡有個保存得很好的煉鐵作坊。老師利用網路論壇揭櫫此事後，法國幾位人類學院士便寫信給郝柏村，促成遺址的部分現址保存，參與的陳老師等人則寫出《十三行遺址搶救紀錄》。
1992年，老師做出台灣第一個Media Watch，紀錄三個月間老三台的夜間新聞，證明新聞立場的偏頗。另外，也成立社會權推動聯盟，並下鄉運動，後亦與一百行動聯盟合流，由教授、學生與社會人士組成政治快閃。1993年成立台灣第一個網站：蕃薯藤網路。當時每個月都會製作專題，如婦女節、兒童節專題等，也曾經發動全世界原住民支援達悟族，促使核廢料遷出蘭嶼……但在紀念二二八的專題後遭到封站。
另外，當時也舉辦民主深化、社區運動主題的讀書會，檢討運動路線，關注中央統治末梢的農漁會、寺廟等。此外，當年職棒當時在台灣很紅，選手卻不像外國職棒有工會，可與資方討論規則、薪資，或者退休相關事宜，因此老師等人便協助成立台北市台灣職棒工會。
獨台會案後，隨著黨國體制逐漸鬆解，主動的社會實踐成為老師的奮鬥目標。老師亦體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的意涵：如果對於過去沒有認識，稱自己是什麼人就只剩下地域的概念，失去了內涵，也就失去了詮釋權。而在社會實踐同時也需小心，不能製造英雄，避免在選擇性記憶下，忽視了事件真正的意義與當時的脈絡。
90年代開始爭取的社會權、勞動權，至今仍有許多問題，對於這樣的社會，老師以鄭南榕的名言做為小結：「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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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勇言：關於獨台會案的記憶
獨台會案的政治社會背景
在獨台會案前，老師主要參加的是學生運動；案後迄今，老師亦持續關注勞工運動，並擔任社會民主黨的召集人。
獨台會案當時，老師擔任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召集人兼發言人。值得思考的是，從蔣經國去世後至第一次政黨輪替間，總統都是李登輝，但是以1989鄭南榕事件為分割點，台灣卻彷彿換了政府，黨內政變與鬥爭彰顯政權內部的不安，在省思獨台會案時，也可將此歷史脈絡放入一併探討。
三月學運後，社會氛圍的動能已大於政治決策者的力量，因此李登輝準備作新憲政工程，被稱為「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修憲後總統民選、沒有國大代表，台灣成為事實主權民主國家；但1990年代的台灣，還有很多關卡要過，比如國民大會無法代表民意，總統卻是由沒有民意基礎的國大代表選出來。這些「國民黨的歷史罪惡」，勢必要進行學術上的清算，與政治上的詮釋：「我們已解決了哪些問題？又有哪些問題延續到現在？」
「最重要的便是民主化、自由化的問題。」
從獨台會案來看，被抓的都不是檯面上的領導人，但國民黨其實是「抓對人」了。1990年郝柏村任行政院長，就面臨「軍權」、「民主」的歧路抉擇，仍是未定之天。獨台會案以史明為脈絡抓人，便是國民黨要測試，是否可以回到往昔的軍權時光。
當時每個大學總有一、兩個異議性團體，後來便組成全國學生運動聯盟，90年代初為了修憲運動，大家都疲於奔命，提出修憲內容的討論；社會場域亦頗為熱烈。但到修憲運動告一段落，全學聯清大校級代表廖偉程卻突然在宿舍被逮捕。案發當天，老師很早便接到消息，當時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在沒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抓人？在沒有人上街頭的時候抓人？」當時修憲已經結束，老師亦回到校園。老師馬上電詢林佳龍、范雲等人，發現他們都沒有被抓。接下來的問題是「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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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團體串聯
老師的住所便是全學聯的會議室，所有聯絡紀錄、內部名冊文件都在這裡，害怕全面清算即將開始，老師於是將資料都扛在背包，走在中興法商附近的合江街上。看到小吃店裡的電視都在報導獨台會案，走在路上的氣氛就是白色恐怖，過去政治犯前輩們引述的歷史，今朝都到眼前來。經過整個白天，心情漸漸恢復正常，傍晚開始聯絡各校代表，希望盡快動員。當時清華大學的學運團體早已動起來，開始進行校內的抗議活動，而有些教授也想佔領中正廟，複製三月學運的模式，後來立刻被驅散，中正廟被用兩層樓的拒馬圍起來。
因此，學運團體決定改佔領台北火車站：政府若封鎖車站，會影響五十萬人，不可能這麼做，且全國學生要集結也必須靠火車。不久，北台灣各大學便在車站會師抗議，而獨台會案四人也迅速交保，並促使立法院開始討論懲治叛亂條例。5月20日「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發起「五二零反政治迫害遊行」，當時訴求為修改刑法叛亂罪，並要求處理配套的刑法一百條。此後，台灣逐漸走向言論自由，得以自由寫書、發傳單，任何政治主張皆合法，再也不用自我審查。事實上，學生運動正是從言論自由起家，90年代前，刊物要送審，傳單亦需經校方蓋印章；否則便是地下刊物，如中興法商的《春雷》，台大的《自由之愛》等等，92年之後，這些問題便不復存在。
1991年10月8日，「一百行動聯盟」在總統府閱兵台前演練「愛與非暴力」抗爭，那時出來的並非鎮暴警察，而是憲兵，而且未舉違反集會遊行的牌就驅散，拿長棍打得大家頭破血流。刑法一百條雖然只是叛亂罪的配套，卻使爭取言論自由的同時，可能變為叛國犯。「如果刑法一百條不修改，獨台會案之後就會有全學聯案，有勞工陣線案，沒完沒了，所以當時大家都很有共識，即使被打了，還是很努力爭取要廢除」。因此，獨台會案的意義，正在於讓群眾體認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並意識到黨國隨時可能加諸的限制，也才有了五個月之後，為爭取言論自由而爆發的強烈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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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身後：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論及衝破言論自由的限制，最為人所知的可能是1989年4月7日的鄭南榕自焚事件，老師也回想起自己印象中的鄭南榕：1988年10月，老師為地下刊物拉廣告募款，因而拜訪鄭南榕，希望他買廣告宣傳《時代》系列雜誌，當時鄭開心的鼓勵道「你們做這個不錯喔」，還叫秘書拿了二三十本前衛出版社的《韓國學生運動史》。可惜數月之後，鄭南榕先生就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去世。而鄭南榕之後，下一位，也是最後一位以「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者，便是獨台會案。
其實老師原先並未想走上政治的道路，但他讀鄭南榕生前饋贈的《韓國學生運動史》，認為學運完了就要處理工運，後來方創立處理分配正義的社會民主黨。「台灣未來面臨較多的會是分配正義問題，不過這不是主流政黨所能處理。當一個國家回到正常狀態的時候，食衣住行的民生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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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提問
關於政治、歷史與詮釋的思考
聽眾提到，在「野花遍地的年代：1980的學運浪潮」座談會中，羅文嘉曾提及他大學時想打倒國民黨，結果只花了九年；焦慮的是，他退隱之後，種田九年還得再回民進黨，改為面對更強大的敵人共產黨。不過現今的台灣在同婚等等議題，卻也獲取了比中共高的國際聲量，那麼兩位老師在今日回頭看過去，有哪些進步了，而哪些倒退？
陳正然老師認為這是大哉問。目前執政的民進黨是個缺乏路線的政黨，這些黨外人士在組黨前就常去陳家，討論社會經濟主張；但因缺少公約數，只能拿出「民主進步」這個相當抽象的黨名，沒有明確的中心思想。這個問題存在於台灣的多數政黨，也一直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因此選舉時只能拼命加碼。但老師亦肯定台灣在選舉方面明確且迅速的進步，比如今日買票的情形已改善許多。
然而民主是種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應該深入到更多場域。我們應思考，萬一中共攻打台灣時，讓人民選擇與台灣共存亡的價值為何？許多美籍的以色列移民，一打仗便會回到以國助戰，「什麼樣的價值會讓人為了生活的方式與世界賭上生命，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而倡議進步價值時，便能讓全世界看到台灣，例如德國報導同婚合法的新聞，使許多德國人知道，中國與台灣並非一體的。所以台灣要關注的，不只是所得、選舉、權力的分配，而是整體環境有沒有變好，比如許多國家關心的幼教與人權問題，這些都是台灣要思考的。
丁勇言老師則認為，任何國家主政者都是在人民動態進步過程中退讓。比如老師們的上一代縱容國民黨威權統治，但只要有人開始反抗，國民黨便會開始收斂；共產黨問題亦同，只要台灣人不讓他接收，中共也無法有效統治。
在台灣內部，雖仍有新黨這樣中國傾向明確的黨，老師卻認為這是可容忍的。這樣的黨不會是大黨，且台灣的政黨多數也非親中統一，連國民黨內部都有本土派，馬英九當總統的時代也不敢統一。在多元民主的台灣，保守黨、民主黨、社會黨等不同光譜的政黨可以和平共存，而凡是好的政黨皆應關注弱勢的聲音，推行分配正義，帶領台灣成為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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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獨台會案與其後的社會運動，使台灣的言論自由更加獲得保障與鞏固，並讓當局體認到社會的力量。但陳正然老師與丁勇言老師也提醒我們，不能將事件孤立、模型化，或者受黨國規訓而沾染威權式的詮釋。要將案件放回歷史脈絡，並思考其在民主轉型時期的意義，進而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資源，以過去社運經驗為借鑑，積極地介入、改變社會，並洞察現今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正如周婉窈教授配合四六事件系列活動、展覽，於6月5日在小福前廣場的短講所述：「我們要認識過去的白色恐怖，這樣在未來出現同樣的蛛絲馬跡時，才能有效的制止當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