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家鄉，尋找歷史：採訪陳仕賢老師
▌採訪人：陳謹恩、廖品硯、曾信豪
▌撰稿人：陳謹恩、廖品硯、曾信豪
▌訪談時間：2019.11.16
▌責任編輯：馬銘汝
▌受訪人簡介：
陳仕賢老師，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現職為鹿港文史工作者，目前出版三十餘本著作，包括史料編輯、導覽手冊等，曾獲行政院文建會文馨獎、國史館傑出臺灣文獻獎。
成為文史工作者的契機
據陳老師回想，1986年的鹿港已洋溢著鄉土情懷，當時老師也加入鹿港大專文青會，參與反杜邦運動護鄉。當年文青會舉辦首屆鹿港采風營，邀請鹿港的老前輩講課，老師就同時擔任工作人員與學員。不過，營隊結束、負責導覽時，卻被來參訪的學生問倒，因此老師決心加強自己對故鄉的認識；在挖掘家鄉歷史的過程中，開啟對古蹟的關注與興趣。同年恰逢建築師漢寶德整修龍山寺，受到鎮人批評，老師便從旁攝影、加以記錄，比較整修前後的情形，算是首度踏入文史工作。出社會後老師一度任職於建設公司，30歲那年隨公司收攤，便決定拾回學生時代的夢想，開設書店「鹿水草堂」，成為專職文史工作者。
新史料與新觀點
老師求學時的專業是工業工程，但在工作之餘即開始自修：為運用日治總督府檔案，到台灣文獻館聽研究員上課；至於清代古文書籍，則向陳哲三教授請教。陳哲三教授認為，「好研究需要有新史料與新觀點」，這項原則也影響老師甚深。
老師運用最多的是口述史料。最初受到李乾朗教授的《北港朝天宮》一書影響，想研究故鄉龍山寺的建築藝術；但由於文字史料不足，就將重點放在口訪藝師。因為藝師就在那個工作場域中，誰打石、誰上木，他們最清楚。為喚醒耆老的記憶，在訪問時老師會用投影機放映舊照片。如今這些積累的照片已達數萬張，一年光是底片可花費最多六萬元。照片大多為老師自攝，亦有攝影家許蒼澤先生提供者。這樣做效果極好，有時一張照片可以做到從影中人到取景角度都瞭若指掌，而耆老口述也能讓資料更扎實。但是，凡是使用口述史料就須嚴謹考證，如若沒有文獻，多訪問幾位交叉比對是較好的做法。
第二種新史料是墓誌銘與古文書，這部分同樣仰賴地方人脈。由於墳墓沒有地址，有時想要找到某位古人的墓，需要靠通靈；但也有家屬撿骨時，因為知曉陳老師對此有興趣，就請他來記錄。又如埔鹽大有陳順昌號的後代發現家中所藏的古文書，於是間接透過鎮公所的職員聯絡上陳老師，後來老師也說服陳順昌號後代，將這批史料數位化並出版。除此之外，老師也是首位獲准拍攝民俗儀式「送肉粽」者，這是因與主事法師相識之故。聽老師分享一路以來的歷程，可以了解對地方工作者而言，需要先做出成績，獲得肯定，才能以獨特或穩定的管道獲取一手史料。
然則，老師對於學術界處理新出土一手史料的態度相當不滿意。這些珍貴的一手史料，學者都一定要等到自己做完研究才會發表，但獲得史料的學者不見得最懂這批史料，對史學發展不是好事；而文史工作者沒有業績壓力，就無此侷限，老師反而常主動提供給研究者。根據老師的觀察，學界如臺史所，即使走入地方，也只與文物收藏家接洽，對於文史工作者仍然帶有輕蔑。因為確實有些工作者沒有實據便大放厥詞，致使學界與地方文史界出現斷裂，所以老師也到大學兼課試圖充當橋梁。
在新觀點方面，老師認為台灣地方史的研究應該回溯閩粵原鄉，並且進行學科整合，不要將建築、信仰、歷史各自拆開。如老師最近在研究鹿港的王爺廟與王爺信仰，便發現一旦回到原鄉，很多論述的觀點就要改變；又如瑤林街一地台語念作iûnn-nâ，舊說以為源自「楊籃」二字，但老師實際前往泉州才知瑤林施姓本籍地即名「楊林」，嗣後是為紀念施家先祖施瑤林，才改為今名，因此跨岸的爬梳史料才能釐清史實。
推廣史學與社會參與
老師認為論文最後都是束之高閣，不易推廣，雖然深入的文獻探討是必須的，然則相較淺近親人的導覽解說才能推廣知識。而且參訪的遊客臥虎藏龍，第一線的收穫反而最多，因此老師很少撰寫論文，而著重在導覽書。老師認為導覽書最好能讓遊客按「書」索驥，無論裝飾意涵、文學典故、地方開發史等都有簡單介紹，同時也能作為培訓導覽人員的工具書。推廣史學的另一個方法，則是讓大眾成為史家，因此老師鼓勵人人都可寫村史、家族史，如此一來，文史知識才能普及。
但老師也指出，目前政府仍著重在實質建設，在文化上付出太少，比如目前收藏家若將資料捐給政府，普遍都是在庫房積灰塵。相較之下，如以福建雲霄博物館為例，當地經濟不佳，但博物館卻做得有聲有色，出版、收藏、設展水準都甚高，足為地方博物館的師法對象。
然而，若要發展觀光，仍須先做好古蹟的修復與保存。老師認為政府文化經費有限，列為古蹟不一定都照顧得到，所有老屋不分價值一律修復，反而是在分散資源。但如果屋主要保留，他也會去聲援屋主對抗政府。可惜的是，有時政府也會主動毀棄古蹟，如鹿港鎮公所拆除第一公墓，眾多文人或同歸所的墓碑都被摧毀，即使透過媒體力量也只能保留一些。「台灣太多古蹟『自燃』或被拆除，我們也看太多了，有時候其實還蠻灰心的。」老師害怕的是，「台灣文化會越來越淺盤。」
文史工作是否可能作為職業？
老師坦白表示，目前的社會不足以支撐一位文化工作者，為了養家餬口，他也必須多方開創資金，如演講、與旅行社合作等等。但是老師仍堅持自費出版，原因是較為自由。如《鹿港龍山寺》一書當時出版社不願意出版，老師就自己美編送印刷廠，資金部分則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補助，並讓龍山寺主委寫序換取廟方資助，再透過報紙傳銷，成功一年內就賣至絕版，後來也持續運作這套模式，損失就不致過大。經營書店則是完全虧錢，因為利潤不足；但若轉念將其當作倉庫、工作室，實也節省不少支出，而且書店也成為資訊接收站，方便掌握地方最新資訊。
就目前來說，地方文史工作者尚未飽和。以鹿港為例，先行研究如《鹿港發展史》、《鹿港鎮志》仍有許多空白與錯誤，值得研究者投入導正。老師認為文史工作者最好領域都不一樣，因此不見得要是歷史系出身，多種領域同時研究，才不會有偏食情形，地方史的重點還是在於如何整合知識。
老師表示，作為歷史學徒的我輩，可以「多把自己的想法，多讓它發表出來，讓更多人看的到。這個東西不一定會馬上去實踐，但如果累積在你心中，有能力我們就去把它實踐；如果我們沒辦法，我們也可以提出願景讓官員實踐。凡事不必在我們，但我們都希望鹿港更好。」
希望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更好，或許，這也是所有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