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盪於庶民與菁英間 只要等身大的自己：陳培豐的非典型學術之路

▌訪談者：林城聿、陳維振、游騰翔、馮靖琇、羅淑媛、簡爾嬅

▌撰稿人：林城聿

▌訪談時間：2023/12/27

▌受訪者簡介：

陳培豐，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畢業於淡水工專、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語日本文化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博士。研究專長為日治時期語言和文化思想史、臺灣文學史以及國語同化政策研究。著有：《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

我們相約在大安區巷弄內靜謐的咖啡廳，他身穿深灰色的毛織西裝，底下是藍白相間的條紋襯衫，帶著公事包和電腦緩步走來。對一個平凡的星期三下午來說，有些莊重而嚴肅。他打開電腦，美式咖啡在旁，預先寄出的訪綱側邊，是密密麻麻的擬答，眼前所見讓人難以想像他的經歷與研究，皆圍繞著庶民起舞。

沒有白白浪費的庶民經驗

學生時代的他，難以說是守規矩的好學生。就讀淡水工專期間，陳培豐與三五好友時常在附近遊蕩、打撞球，他說那時，沒人想考第一名。不過，他曾經得過文學獎，對寫作頗具天賦，也參加校隊獲得一次全國大專棒球乙組冠軍，這些榮光，陳培豐皆歸功於幸運。

看似快樂的五專生活，其實是一段自我放逐與自我放棄的時間。此時的他，覺得大學畢業之後，可以當個公務員，天真地幻想餘生過上平凡生活，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學者，更遑論成為研究臺灣史的重要人物。

開始在各行各業工作的他，更與典型的學者養成之路截然不同，三十歲之前的陳培豐，曾在唱片業打滾多年，原先憑藉長年累積的音樂品味考取SONY製作人職缺，後來的業務範圍卻無所不包。期間參與的宣傳策畫，包括李宗盛、張清芳、丘丘合唱團等一眾如今依舊耳熟能詳的熱門歌手。後來有人稱讚他外型亮眼、又會點樂器，不如自己出張唱片。雖然不喜歡行銷和登臺，仍舊接受旁人的建議，發行一張華語唱片。

然而，因為強烈的個人風格，喜歡不受拘束地生活，與唱片公司期待的形象格格不入，他厭惡被塑造出來的自己。為了逃離一切、逃離「歌手陳培豐」，出國成為再好不過的選項，於是他決定藉口赴日深造。他說，想把那個作為歌手的自己，殺得徹底。

賭上人生下半場，三十歲後人生急轉彎

因為欣賞早稻田大學庶民、在野的辦學精神，以及對家人有所交代，他只報考一所大學──早稻田大學。正因為認為自己程度不足難以如願，所以心態相對輕鬆。在臺灣每考必敗的他，反而意外考上夢寐以求的早稻田大學，他笑稱自己前幾年因為語言隔閡，無法良好消化課堂知識，卻反而因緣際會投入許多校內雜誌的編輯出版。畢業之後，時年三十五歲的他，受到出版社前輩的斥責和鼓舞，決定投入一場深思熟慮的豪賭，開始在學術之路上努力追求。

陳培豐的博士之路也拐了許多彎。1980至1990年代的日本學界，並不熱衷臺灣議題的探究，反倒對中國有著濃烈的好奇。雖然陳培豐研究臺灣史，指導教授卻是日本古代史專長，相處也有齟齬。後來遇上老師因病請長假的機會，轉到另一個社會學教授門下學習。不過，還未上課新教授亦病逝，一連失去兩個指導教授，想研究臺灣問題又在早稻田求知無門的他，最終只剩一條路：轉學到東京大學，拜訪當時日本史學界，幾乎是戰後臺灣史唯一的研究者──若林正丈教授。

縱使外在環境並不穩妥，陳培豐對自己的研究卻很有一套。應考東京大學研究所的面試教室內，面對一眾教授猛烈地圍攻，他毫無招架之力。但這並沒有擊垮他的信心。反而，他把面試時教授問的問題一一記下。他形容自己像是高中棒球比賽中被53比0擊敗的球隊，非但心裡頭沒有一點點怨恨，還虛心感謝對手的指教，讓他知道自己距離真正的目標，還有多遠。

一流學者思考問題的方式影響了陳培豐的論文寫作，從面試時被詢問的問題之中，他重新認識到「研究」是什麼。重考的一年中，選擇全新的題目重寫一本碩士論文。第二年面試不僅是對答如流，甚至與面試教授聊起自己在早稻田大學「克教授」的稀奇經驗，引得教授們哄堂大笑，有位教授打趣地反問他若考上後預計找哪位教授指導，憂心自己成為下位苦主。

戴著學術眼鏡回望，提筆寫下庶民音樂史

陳培豐進博士班時四十歲，拿到學位時四十五歲，回臺找到正式工作時近五十歲。

從外界看似放牛班的學生走到中研院研究員，這條非典型的學術之路對陳培豐來說並非圓夢之旅，內心也曾有過許多掙扎。訪談之初他便坦言，自己對知識菁英有些抗拒，戰前臺灣的知識菁英曾經代表著一段追逐西方啟蒙，漠視傳統力量可與西方對抗可能性的歷史，當時嚮往的「殖民解放」並未在他們的帶領下實現。如今，他已然成為知識階層，甚至是某種知識菁英的代表，中研院的臺灣史研究員，那是再大不過的包袱了。這場內在的衝突與格鬥，他透過自己的研究對象給出答案：從常民的臺語歌謠中，研究庶民的臺灣史。

研究臺灣史會從歌謠下手，其實不是預謀，起初，更沒有將其視為終身關懷。歷史學常見的史料，大多是檔案、日記與經典等等。歌曲不但罕見，其實也難以成為研究的史料，從挑選、再到分析，都是重重難關。如何挑選出妥適的歌曲，陳培豐提到了幾個標準，比方說具有市場潛力、受到關注、嘗試突破性，或是創造話題、流傳後世。臺語歌曲數量龐雜，研究起來尤其困難。幸好，複雜的成長經歷使他很能理解臺語流行歌曲中的「眉眉角角」，在唱片圈多年的從業經驗，也讓他能夠識別唱片業資料的陷阱。

當年的歌壇時常會有浮報銷量或盜版猖獗的問題，容易影響史家對歷史上「市場喜好」的判斷，因此如何符合邏輯地預估真實銷量，成為一門技藝。因應此難關，陳培豐會透過間接證據來輔佐，包括口述訪談與資料間相互對照等方式。他說，這就好像日治時代普羅文學與農民之間的研究問題。

從普羅文學來看日治時代的農民，可能會覺得日治時代的農民過得很苦，但我們不能一昧地相信，我們還必須判斷、分析。因為從數據來看，臺灣農民相比同時代的日本東北、朝鮮來說，都更加富裕，與戰後的臺灣農民相比，過得更是好上許多。連結他自身研究流行歌曲的經驗，那時，流行歌曲都是歡樂的農村生活居多。所以他覺得，我們應該去問：普羅文學的作家，是看見了真實的苦難才落筆，還是為了因應世界潮流或試圖達成自己的社會運動目標而創造苦難的群像？談到史學研究他充滿興致，他深信藉由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史料，我們可以叩問很多有趣的、具有獨創性的問題。

語言如同翅膀與雙腳，無謂好壞

談到戰後臺歌曲，雖然鑲嵌著日本風情，卻不是因為殖民政府的強制力，而是臺灣人的選擇。搖滾樂的出現，動搖了戰後的臺灣音樂發展，相對於華語歌曲，臺語歌曲卻難以融入搖滾的風潮之中，導致華語／臺語唱片銷量逆轉。六〇年代後期到七〇年代之間，臺語歌曲出現斷層，成因一部分來自臺語的本傷，音調、文體、歷史與臺語歌自身發展脈絡。

與周邊國家不同，臺語流行音樂缺乏菁英的參與，於是我們講回知識份子。中國、日本或韓國的流行音樂近代化歷程，皆有知識份子投入與支持，臺灣卻不是如此，臺語歌向來被不同政權放於邊緣地帶，不難看出陳培豐對此感到失望。一直到九〇年代，臺語歌曲與搖滾樂才重新找到融合之道，臺語歌與其它語言不同，有著崎嶇坎坷的發展脈絡。

陳培豐相當擅長臺語，在早稻田大學就讀時，曾在校外參與臺語書寫相關的課程。不過他其實是臺語的自由派。他認為臺灣的語言問題非常有趣且複雜，菁英製作出來的框架，也許反而限制了臺語的自由生長，我們也不需急於將臺語塞進現代西方的語言系統。

他尊重臺語復振運動但認為很難成功，因為語言的本質在於不斷且全方位地演進。語言不能只談過去、俚俗、日常與鄉土，需要與時俱進，好比大多數語言在近代化過後開始注重文言一致，才淬煉出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語言系統。識字更不是認同的唯一根據，然而缺乏閱讀文本，語言很難全方位地存續，所以我們必須認清事實，好好思考我們期望臺語能做到多少？語言很難走回頭路，有些歷史機緣錯過便不再，不如就讓臺語自然發展、約定俗成，或許「混雜」才是臺灣的象徵。

活成自己喜歡的模樣：「讀些亂七八糟的書，多聽唱片吧！」

為了此刊受眾，依循慣例詢問及給高中生的建議。他遲疑片刻，先是推薦讀些社會學的書籍，學習他們演繹推論的方式，又提到該多培養對知識的好奇。講到多看書，陳培豐笑了一下，「也許多休息、多聊天、聽聽唱片可能更重要吧。」即便是雜書也無妨，因為「雜」並非壞事，幼時老家萬華的嘈雜、龐雜的工作經驗和臺語研究的混雜性，「雜」交疊成一部分的陳培豐；陳培豐也從「雜」當中開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學者之路。他補充說明，畢竟歷史學的思考、懷疑與好奇，還是來自生活中的累積與認識，讀很多不知所以然的書未必有所助益，帶著冒險的心，把問題想清楚可能更重要一些。

陳培豐談及他初識史學時的感悟：「歷史是一個允許複數答案的學科，同一份史料可以寫出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問對問題才有答案，問出好問題你的答案才會精彩。」問出好問題，表示先前已有深厚的閱讀與思考的積累；問出好問題，時常意味著成果終將不凡。

訪談的最後，聊到過去的豐功偉業，陳培豐一再重申其中的運氣成分，他想要外人看他時，只是個等身大的自己。可是，上頭的故事中，每個階段與決定，都滲著勇氣與決心。

為了不要活成自己討厭的形狀，他勇敢、努力而且堅靭。知識菁英的命題，如今依舊纏繞著他，或許他並不在意此題的最終解，而是不斷調整腳步，永遠回望最初的信念。不論你是否想成為一個歷史學研究者，做一個自己滿意的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