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數位人文與歷史：專訪王麗蕉老師
｜訪談者：嚴沛昀、林星妤、沈秋利、闕子翔、張恆睿
｜撰稿人：闕子翔、張恆睿
｜責任編輯：嚴沛昀
｜訪談時間：2024.12.25
｜受訪者簡介：
王麗蕉老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技師兼檔案館主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檔案學及數位典藏。主持多項數位典藏計畫，如日記知識庫、旅券檔案、臺灣新民報等，著有《檔案編排與描述：理論與實務》、〈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在人文研究之應用：以日治臺灣初等學校教師及其跨境為中心〉等，和策劃「流轉年華」、「時空旅行」、「百年發聲X三十而立」等檔案特展。
檔案與資料庫，是歷史系學子熟悉又陌生的領域，在冷冷的耶誕節，我們來到了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聆聽王麗蕉老師細數她與檔案的緣分和故事。
從學生到專業館員的成長之路
回首老師的成長歷程，從課業到專業，工作一直影響著研究領域發展方向。老師生長於離島金門，國立金門高中畢業後，到臺灣就讀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此系課程安排活潑，因應當時電腦和網路漸漸普及，分為圖書館、資訊以及視聽資料三組。當時查詢資料庫並不如現代方便，需要到圖書館才能連線國外的資料庫，還需要事先設定檢索策略以確保連線查詢成本不會太高。老師修習圖書館和資訊兩組課程，1993年畢業後即任職東吳大學法商學院圖書館，主要協助法律、商學文獻資料庫的整理，累積學科服務經驗（瞭解法學與商學資訊需求的差異），在主管的鼓勵之下在職修讀碩士，1998年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主修檔案館學組，適逢臺灣數位典藏剛起步，學術研究多聚焦在電子圖書館與數位博物館等，老師便朝向數位典藏發展，鑽研檔案資訊組織與編目標準制定（metadata標準）。過程中，老師在好友邀約參加高考，2001年進入政大圖書館館長室工作，有機會參與臺灣圖書館界標準（如主題編目表）的制定與推動。
後來又在政大師長推薦下，2005年考取臺大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對於圖書館與檔案館，老師始終保持開放的態度，隨著機會與工作需求調整研究方向，後由政大圖書館調任為中研院臺史所編審，負責執行數位典藏計畫和古文書管理。2009年臺史所正式成立檔案館，擔任檔案館主任，博士論文研究就聚焦在檔案使用者資訊行為與歷史學者需求，特別關注檔案史料對歷史研究的價值。要兼顧公務和研究，老師在九年的博士學程中，同時策劃多項檔案展覽和建構多個資料庫，進而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取得博士學位後，曾應邀至政大中文系、圖檔所和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兼課，教授檔案課程；後在教學、公務與研究的職涯抉擇，在當時首任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謝國興所長爭取與推薦之下，2016年轉任為臺史所研究技術人員。
老師除了專注於資料庫建置，也負責檔案策展與歷史推廣任務，因此常與博物館、美術館專家跨領域合作與交流，學習不同展示形式與展覽專業經驗，發現博物館與檔案館展示內容與手法等差異性，調整方法以達到最佳效果。藉由與不同領域人士合作，除了持續拓展視野與技能外，也接觸到新材料、新故事與新方法，同時帶給老師新鮮感，領略檔案研究的樂趣。
從檔案到歷史：一位檔案學者的思考與轉變
老師強調建立資料庫時，需要注意檔案的本質、功能、和需求者。在臺大博士班的學習過程中，受到指導教授林珊如老師重視使用者資訊行為研究，和強調理論建構等學術知識的影響。身為檔案館管理者，老師一直在思考什麼是檔案？檔案保存的價值為何？在多年實務經驗，檔案確如學理所定義是自然形成的歷史記錄，是歷史事件的一手證據，但檔案記錄的資訊不一定是歷史事件的真相，因為這些檔案內容會受到產生機構的立場、個人的觀點，有所侷限，甚至可能有所偏頗。
老師認為，檔案的使用關鍵在於檔案完整的保存，這一點和圖書館典藏的蒐集保存不同，圖書館重視書刊學科或主題分類，但檔案蒐藏強調的是「歷史脈絡保存」，讓留存的檔案是能對應到個人的生活經歷，例如著名前輩畫家陳澄波先生有多樣的角色，如畫家、教師、政治受難者等，他留下的畫作和文書，很難用學科主題，甚至是職業來分類檔案的內容或類別；而是維持檔案的完整保存脈絡，以證明他的生命經驗與真實故事。又或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葉盛吉先生就讀臺大醫學院時，到上海醫學考察時書寫的日記本夾了一張臺大學生新聞的報紙，整理時要維持原始保存樣貌，方能較完整理解當年他到內地考察始末。在檔案保存和檔案學專業，尊重資料來源、了解資料的脈絡和維持原來得順序是非常重要的（尊重全宗原則）。
檔案的來源有機構、個人和家族，其中家族是個相對複雜的實體，例如霧峰林家檔案，又或是長崎泰益號文書，是由傳統家庭、血緣連結和世代傳承的一個實體。像是族譜和古契書等家族檔案，是涉及多人、多代，有時也會延伸出其他實體，例如商號。
在漫長的職涯中，老師對檔案蒐藏與開放應用的想法一直隨時代而有所轉變。如臺史所剛成立的時候，不像故宮博物院有豐富的明清檔案、傅斯年圖書館有內閣大庫等大宗的官方檔案，當時要從事臺灣史研究，早期像是鍾淑敏所長等研究人員都要先投注大量心力協助圖書館、文獻館整理日治時期檔案和書刊，進而爭取檔案史料的開放。然而，在檔案蒐藏的過程中會遇到相當多的困難，以家族檔案為例，檔案內容常會牽涉到許多私人關係，有時對家屬可能會比較介意檔案內容對外公開，因此必須和家屬詳細溝通，在兼顧家族權益時，取得開放公眾使用檔案的權利。
近年來，臺史所檔案館數位典藏與開放應用受到各界重視，主動聯繫合作或捐贈的私人檔案漸多，因此在執行私人檔案的數位典藏或資料庫的時候，會以有獨特經歷和有完整檔案留存的人物為優先，完整的檔案才有助於證明其獨特的生命歷程與真實故事。除此之外，針對收藏檔案的內容和產生的脈絡描述也相當重要，檔案描述有助於檔案被使用者發掘。老師認為，檔案來源脈絡的編排與描述，都是需要仰賴歷史學專業人員運用史料與史實考訂方法，查證檔案產生的時空背景。
檔案是歷史的證據，這意味著檔案蒐集保存和整理詮釋時，要以中立客觀的角度維護檔案原始脈絡，以確保檔案的歷史價值。
談到對資料庫的想法，老師認為建置者和使用者需要更密切的溝通，讓資料庫能符合人文學者的研究與關懷，不論是資料庫呈現的形式、加值與標記的範疇，都是需要考慮的。老師主持建置的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就是以尊重全宗原則設計的；又如旅券系統，既要以當時檔案原始順序編排，又再以旅人為中心進行數位加值，才能兼顧維護檔案典藏脈絡，又方便使用者查詢臺灣島民申請海外旅行紀錄，進而探尋臺灣人海外的足跡與跨境的故事。
數位人文的省思與檔案館的未來
「數位人文，若追溯資訊科技在學術領域運用，其實是人文資訊學。」
老師在檔案學與數位典藏等跨領域研究過程中，常要學習不同學科領域的專業，其中，最推崇的學者之一是謝清俊老師。謝老師是臺灣人文資訊學先驅，在1980年代即協同中研院的人文學者，共同推動中文電腦化與漢籍全文資料庫的建立，透過《二十四史》數位化，實現中文字編碼的國際標準，也促成臺灣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開展，運用數位科技在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等文化機構典藏數位化與資料庫建置。
檔案館與圖書館的設立，核心目的在於實現「開放」的理念，讓知識與資訊更加普及，進而縮小社會中的資訊落差，讓資訊的獲取不再受到階級、資源或背景的限制，提供一個公平的知識傳遞平臺，讓這些資源能夠為所有人所用。檔案館與圖書館的主要精神在於「服務」，作為資訊與使用者之間的橋樑，致力於促進資料的流通與應用，確保知識能以最公平的方式擴及更多人，實現資源共享的價值。
老師認為檔案館的設立，不僅是為了保存歷史，更是一種社會責任。特別是在蒐藏檔案時，應該優先考量如何照顧到弱勢族群的聲音，因為這些聲音往往在歷史的洪流中最容易被忽略。在過去，許多檔案會因為法規和制度，檔案管理局並未列為重點收藏，如日治時期總督府檔案，雖是殖民時期的官方文件，仍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只是使用者在應用時，必須理解檔案產生的時空背景與脈絡。因此，官方檔案紀錄外，私人檔案更是不可忽視，如手稿、日記或書信的重要性，在於展現人們在特定體制下是如何生活與因應，反映出真實的生命經驗，能補充官方檔案無法呈現的生活面貌。而弱勢族群的檔案，更常因資源匱乏而難以保存，如老師先前策劃的「流轉年華」的女性檔案，或是曾協助國家人權博物館整理政治受難者的人權檔案。
雖然臺史所檔案館支援中研院學術研究為第一優先，但因許多檔案史料取自於私人民間收藏，又接受數位典藏國家資源挹注，老師希望這些檔案史料能支持臺灣史研究的開展，同時也能開放公眾作為家族尋根或文化創意使用。
給歷史系學生的建議
「檔案館營運是需要歷史、檔案與資訊等領域共同合作，我覺得現在歷史學的訓練，應該多一點檔案專業和資訊素養的課程。」
談到檔案館管理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落差，老師這樣回應，透過檔案學專業或資訊素養課程，可以讓使用者對檔案編排原則和資料庫建置更有概念。老師認為資料庫核心功能，除了查詢和後分類外，必須設計瀏覽檔案脈絡與資料結構等功能。此外，即便使用者多半是跳過資料庫的系統介紹，老師仍是認為先查看系統說明是很必要的，可以了解收錄範圍、建置標準，有助於正確的使用檔案。
舉例來說，不同資料庫有著不同特性，彼此間會有關聯，在了解這些資料庫特性的情況下，整合使用有助於研究的進行。以老師的研究為例，透過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與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這兩個系統，可以找出日本時代總督府派遣公費海外研究員的群像，分析其經歷及補全生命經驗，即是憑藉著對資料庫的理解，擴展人文研究議題的方式。
訪談的最後老師帶著我們到正在中研院展出的「南方．島嶼．人文」檔案展，映入眼簾是巨型的清代臺灣地理圖，經過數位掃描與仿真複製，還原當時官員眼中的臺灣。還有熱帶水果明信片、音樂巡演寫真帖、臺灣新民報產業報導等私人檔案，結合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感官設計，讓觀眾體驗當時的情境。透過檔案策展，歷史研究者能以更加貼近當時人們的視角，發掘新的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