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達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採訪陳儀深老師
▌訪談人：林婕琳、黃子晏、曾信豪、吳念恩、馬銘汝。
▌撰稿人：林婕琳。
▌攝影：黃子晏、曾信豪。
▌訪談時間：2020.1.18
▌責任編輯：黃子晏。
受訪者簡介：
陳儀深老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現任國史館館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早期為近代中國思想史，近年主要研究戰後臺灣政治史、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特別著重使用檔案與口述歷史，並曾任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社會參與方面，曾任第三屆國大代表（1996年~）任務型國大代表（2005年），以及台灣教授協會創會執委、秘書長與會長。
啟程：從政治學到歷史學
陳儀深老師大學依聯考分數就讀中興法商（現臺北大學）財稅系；入學之後，發現興趣不合，一邊旁聽公共行政學系的課、一邊考慮著轉系。此時正是摸索嘗試的階段，例如從黨外雜誌，老師漸漸打開全新的世界觀 — — 1975年，由康寧祥擔任社長、黃信介擔任發行人、張俊宏擔任總編輯的《臺灣政論》首度發行，這本由臺籍菁英所創辦的政論雜誌，成為當時黨外運動傳遞論述的重要媒介。
老師大三、大四時，適逢同校「老學長」康寧祥參加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以臺語進行街頭演講，「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欸，原來臺語也能這樣講！」過去從來沒想過，臺語竟能作為陳述理念、說服群眾之用。然而，比起一次刺激後立場驟變，老師更認同人的轉變來自漸進的過程。
老師認為自己對社會科學頗有興趣，於是以經濟學（為選考專業科目）順利考進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並持續旁聽政治所和歷史所所開的課。
「雖然自己是在三民所，但我在歷史所的學習比較有心得。」四川籍的李定一教授，則是老師印象深刻的啟蒙者。李定一教授帶著學生研讀一手史料，教導做札記，影響到老師日後碩士論文《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論（Democratic Theory）》的書寫方式 — — 如同史家閱讀原典，再進行分析評判。老師的碩士論文出版以後，受到當時任教政大公共行政、政治學系的雷飛龍教授以及知名憲法學者荊知仁教授賞識，終於能一嘗宿願、考取政大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老師笑稱自己研究所的日子裡，就是名副其實的「菸酒生」，李定一教授課餘時間和這群學生「瞎混」在一起，飲酒、談論時政，並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批評國民黨、蔣介石和蔣夫人等，對老師來說，這些都是以往沒有聽過的論調，因此別具啟發。
老師認為，戰後臺灣的學術環境大致分為來自中國的源流，以及承襲自日本時代的本土源流；而自己在以中國源流為主的政大求學時，受歷史學、政治學訓練之際，有幸能遇到來台第一、第二代學者裡的自由派師長，即使處於戒嚴時期，知識分子還保留一些批判思考的餘地。
而政治學訓練，又在日後台灣史研究中，發揮什麼作用？老師比較兩者的差別在於：「社會科學講究概念的精確，而且會有一種方法的警覺，不會一頭栽進史料裡面、被淹沒而爬不出來。所以這有助於我們看歷史資料的觀點。」如觸及臺灣戰後史課題時，釐清國際關係政治角力與局勢，便是無法懈怠的必修課。另一方面，歷史學的視角也對社會科學有所貢獻。老師舉戰後台灣歸屬為例：究竟應該根據開羅宣言，還是舊金山和約？到底是已定還是未定？並非審視條約內容就能解決爭議，而應關注條約簽訂的時空背景，解析二戰結束前後，美、英、中、日的外交關係。政治學能使人閱讀史料更加精準，且提供較超脫的觀點；歷史學的目光，則讓老師得以關注政治發展的變化，而不致以偏概全、偏頗武斷。
上街：公共知識份子的實踐
碩博士階段，老師一方面研究胡適、孫文的政治理論，一方面則持續接觸民主運動思潮，從旁觀察並抱有疑惑，可是還沒有具體參與。老師1987年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一直到隔年進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職涯相對穩定、沒有教學與生活上的壓力，才有餘裕付諸行動。
在民主轉型的浪尖上，臺灣社會變化迅速、社運蓬勃，「特別是1990年的野百合，我只是旁觀而沒有介入，實在心有不甘。那時，就覺得自己不能一直當一個旁觀者。」1990年十二月才籌組台灣教授協會，隔年四月，便適逢民進黨針對陽明山上的國大代表改選、意圖修憲一事，發起「反對老賊修憲」遊行。台灣教授協會發現群眾運動成效不彰，就和一群大學生組成「台灣學生教授制憲聯盟」在臺大校門口展開為期一週的靜坐、絕食抗議，當時參與的有林佳龍、鄭麗君等新生代。
除了辦演講、發傳單之外，這群師長也費心籌劃如何為這場示威別具意義地收尾。老師們找了曾經加入國民黨的同事把黨證捐出來，包含張忠棟、賀德芬、陳師孟等等，在當月24日晚上一同燒掉黨證，以「集體退出國民黨」的儀式，為抗議活動畫下句點。老師笑道，「我很慶幸有這個機會公開處理掉那一張黨證，不然偷偷丟掉也不好，那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擔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執委、協助處理章程以來，這是老師第一次親自推動、全程參與。
再來，1995年又有「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大遊行，老師以秘書長的身份規劃、製作傳單，那份宣傳單現在收藏在宜蘭慈林的台灣民主運動館，「那次遊行活動主要是我辦的，我印象很深刻。這幾年如果有機會帶學生去慈林看展，我常會指著那張傳單說是我做的！」從動身加入到擔當擘劃，老師說來神采奕奕。
身處當時的學術工作環境中，政治參與的行動不無代價。例如1991年，老師前往史丹佛大學進修、在《自由時報》發表關於二二八的文章，回臺前又去美東參加台灣同鄉會在中共大使館前抗議，被國內報紙報導，到了1992年，近史所的續聘案便未能通過。老師不服、提出申訴，經重新審查、第二年重新投票後才得以留下來繼續做研究，表示這個關卡「不是要判死刑，只是警告我一下而已」。
身處解嚴後的社會氛圍下，老師從來無意隱瞞個人政治認同。早在台灣教授協會成立前，澄社就已經聚集一群自由派的學者，比如瞿海源、胡佛、楊國樞等人，致力批判國民黨、推動政治改革，但立場不談統獨；而台灣教授協會則是一開始就台獨立場鮮明。老師自從公開、帶頭做社運，日後進而從事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研究，其學術關懷與公共事務密不可分。問及如何協調自身不同職務之間的衝突？老師說道，受人質疑、意見相左之際，會不斷碰到與他人辯論的場合，此刻需要發揮自己的學術訓練，修正意見或提出更深、更廣、更堅實的論述，而無懼發聲。
從政：直迎角力現場
老師回憶自己加入民進黨的契機，是1995年彭明敏宣布參選，隔年成為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代表民進黨的候選人。「我們當時有幾個學界的人跟彭明敏同時入黨，對我們年輕人來說，有種『追隨前輩』的意思。」總統選舉落幕後，老師代表民進黨被選為第三屆不分區國民大會代表，1997年參與第四次修憲；除了決議凍省之外，當次的重頭戲還包含中央政府總統制與內閣制的辯論。
在此之前，台灣教授協會致力於制憲運動，甚至擬定《台灣憲法草案》，然而政治運作不只倚賴先備論述，還有實際演練。民進黨內，總統制與雙首長制雙方僵持不下，結果由黨主席許信良的雙首長制獲勝。「政治是一百個人走一步，不是一個人走一百步。」這是一位政治前輩的警語，比起無謂犧牲，或將自己的政治前途交給政敵，那次議場上，老師選擇妥協，卻也差一點被開除。
第二年地方選舉，老師支持同為彭明敏助選幹部的彭百顯脫黨競選南投縣長，雖然獲勝卻遭黨中央開除黨籍，同時也喪失了國代身分。當時如何看待這相對嚴厲的處分？老師並不意外，也不沮喪：「因為知道政治就是這樣，有時有陣，有它的風向和做法。所以我後來並沒有因此變成偏激分子，只是回到學術界。」
最後，老師提及2005年代表台聯黨（台灣團結聯盟）擔任「任務型國代」，修憲內容涉及廢除國民代表大會，也必須討論國會減半之後，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的算法。制度方案國、民兩黨講好是依據日本的並立制，這有票票不等值的問題，所以老師的主張是來自德國的聯立制，但台聯是小黨、只能象徵性地投下反對票。回顧自身參政歷程，老師總結道，政府設計與制度變革中，從制憲而變成修憲的方向，不免爭議；不過這是他們這一代的經驗，有挫折，但從來不放棄解決問題。
口述歷史：走出書齋、傾聽與記錄
老師自認口述歷史是他個人學術生涯「比較明顯的成績」，笑著遞出一張書目、篇目列表，神情篤定而略帶自得。進入近史所以前，老師也不知何謂口述歷史；直到2000年投入《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訪談，並從事故鄉雲林蘇東啟案的口述紀錄後，「我發現這個工具很好用，所以後來就不停地做。」口述史對老師最初的意義，在於釐清童年疑惑、了解故鄉發生什麼事情。雲林爆發政治案件時，老師尚且年幼，小學同學的父親在某一年中秋節被抓走，七年後才回來。當時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要到老師進入中研院、自己研究歷史才曉得這起「蘇東啟政治案」，本案有兩位雲林縣議員，一是蘇東啟，二是（老師的林內同鄉）蔡光武。
著手《濁水溪畔二二八》系列訪問紀錄，是老師2009年擔任二二八基金會董事之後，返回故鄉進行更徹底的調查。早在1990年代，就有初步對外開放一些檔案供二二八研究運用，主要是南京政府中央級檔案，口述史料少之又少。老師在史丹佛寫二二八時，大多仍依賴報紙雜誌、二手資料，比如《香港華商報》、《新聞天地》等報章之中，也可以看到國民黨對二二八的處置。今日官方檔案漸趨開放，伴隨這些口訪紀錄的出版，二二八研究應能向前推進一大步。
《海外台獨運動人物訪問記錄》系列，對象則是早年到海外留學、日後形成組織的運動者，他們在異鄉彼此結識，透過同鄉會積極行動。「像這種海外台獨運動的前輩，口述歷史很容易能碰觸到他們的內心。會說他們原本在臺灣讀書是怎樣，一出國又如何被啟蒙。」老師藉由出國進修或開會的機會，帶著錄音筆「走到哪，問到哪」；有幾次則是專程前往美國，比如訪問3F(Free Formosan’s Formosa)費城五傑之一的盧主義時，特地到對方家中住宿並做錄音訪問。
老師主要接觸日本、美國的運動者，但並不只有訪談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成員；過程中，也已經隱約感覺到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路線之爭。海外的台獨運動/理論者，老師訪談了戴天昭、陳隆志、史明、黃昭堂等人的生命經驗，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想法；但後來有關政治犯救援等行動應屬美國比較有力，運動重心也轉向美國。
「美國本來就是影響台灣政局的關鍵力量，所以他們從華府下手，可以救援台灣的政治犯，甚至影響解嚴組黨的問題。這都是我們後來研究這些事情的時候，發現美國的台灣同鄉很打拼、做很多事情。」
完成系列訪談後，老師持續觀察、分析近年政壇走向，海外回台參政的運動者也不在少數：「我想他們的影響不只是過去那段歷史，而且影響到後來台灣的政治。」儘管比起當年的理想，政壇是現實的，往往遍布嚴峻阻礙，然而也更加深刻運動理念，不致淪為教條化的書生論政。
此外，老師自認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要關心自身生活之所在。比如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中研院近史所參加災後重建的口述記錄分工，「當地球科學學者建立數據資料庫，計算地震的數據，我們做歷史的就做災後的口述訪問，這也是人文學者的用處。」
國史館：向一切證據開放
自從（前）張炎憲館長帶起二二八研究，等同扭轉了國史館的方向：他任內不僅從事口述歷史、出版史料彙編，還包括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研究。老師就任前，國史館著重檔案管理局般的數位化和檔案公開，但如此一來，就機構定位而言，有立委就主張國史館應與檔管局合併。老師對於這種想法不以為然，所以接任以後陸續恢復幾項工作，包括口述歷史，並且重視史料彙編的賡續出版，這些都不是檔管局所能替代的功能。
適逢美麗島事件40周年，「很多人不了解陳文成案是美麗島事件的一部份。紀念美麗島事件，常被質疑到底有沒有什麼新東西，今年我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揭露陳文成檔案是最重要的成果。」修纂人員可以把一些已經數位化的資料，比如散落在國防部、總統府、警備總部以及調查局的公文，編排成較有系統的檔案彙編。國史館的存在，正是因為國家需要有一個史政機關，針對重要問題著手整理、公布，甚至解釋資料。以從事學術研究來說，比起引用檔案管理局的網路資料，更多學者依賴國史館的紙本的史料彙編；為此，充分運用人力、預算等資源挹注於此，是老師此刻首要之務。
經營國史館以來，老師也面臨一些可能的爭議，如陳文成檔案藉由約談筆錄與法醫報告，證實隔日清晨死亡「並非約談當天就刑求致死」，有些為之申冤者卻不願接受；或者兩蔣日記究竟該何去何從，在在開啟國家檔案機構與社會對話的需求。這些經歷使老師分享道，「如果要我們對年輕人說話，我鼓勵的態度還是『向一切證據開放』，不用預設什麼立場。我們在看事情、想事情的時候，除了感情之外，也需要更多的理智。當我們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或是這個社會要取得比較大的共識，用上述的開放態度才會讓對話變得比較可能。」
給學生的建議
「不見得一定要做什麼才是對自己、對臺灣有利，就是要適才適性嘛，認真去發展，不用去煩惱未來的出路，即所謂『憂道不憂貧』。」老師認為，只要是自己覺得有價值、符合興趣的，考量自身條件和環境後便能認真發展，不一定要為個人生涯定下單一出路。態度上，則是理性與感性的平衡：「不要情勝於理，也不要冷冰冰的都沒有情。向一切證據開放，知道歷史是變動的，而非抓住一部份就以為是全部，才能成為一個通達之人。」老師溫和笑道。
對於想讀歷史的高中生或現在的歷史系學生，老師認為應盡量抱持開放的心態，興趣多多益善。而若高中就對歷史有興趣，老師則建議加強學習語言，如有更好的外文能力，當然如虎添翼。最後，老師引用李定一教授的見解，說：「不必強調什麼史學方法論，你對一件事情或一個問題，如果有一百本書，正面的反面的，都盡量去讀，自然會形成你的看法。你的睿見就會被鍛造出來，看多了自然就會通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