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田野、走近群眾：陳冠妃的城鄉漫談
▌訪談者：陳維振、鄭捷蔚、謝秉宏、江瑞媛
▌撰稿人：馮靖琇
▌訪談時間：2024/1/3
▌受訪者簡介：
陳冠妃老師，在臺北長大的臺南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城市史、文化遺產研究。
「我就是對於過去發生的事情、現象有興趣」
生於臺南、四歲後在臺北求學與成長的冠妃老師，小學開始就常在市立圖書館翻書。從小養成了雜食的閱讀習慣，印象深刻的如遠流出版的一系列臺灣文史、實用歷史、日本文學、生態書寫到商戰叢書，都讓當時的老師讀得津津有味。回憶與史學相遇的契機，老師認為自己「對過去產生興趣」是始於國小暑假的剪報作業：翻閱當時臺北市文獻會編印的鄉土教材，發現書中講述臺北古城的考古和歷史，就是自己每日途經的市街與城門，老師覺得這些關於所居之地的往昔，新鮮而有趣。時序快轉至高二的某一天，同樣在圖書館內，老師看見中央副刊登載張光直的夏商周斷代考古工程，「那個對我來說，就好像閃電一樣的內容」，不同於學校歷史課所學的研究工具與方法吸引老師的注意，因而當時老師的第一志願，就是全臺唯一有開授考古學課程的臺大人類學系。
雖然學校歷史老師鼓勵她勇於嘗試，家人卻極力反對，不願讓女兒與「死人骨頭」為伍。老師雖不顧阻撓推甄人類學系，但最終失利；參加聯考後，長輩仍舊不肯應允她將人類學系填進志願單。一心想著歷史學和考古學都是一種研究過去的取徑，老師遂改以與家人約定修習教育學程、未來從事教職，換取就讀臺大歷史學系。回首大學前的學思歷程，老師雖知曉自己喜歡文史哲領域，也多有涉獵，卻沒有特別著迷於歷史學，只是最終在各種機緣運作下，引領老師成為歷史學的學徒。
學士走向博士：柯靈烏、淡新檔案與城市史
老師回想大學時系上課業負擔不大，不似今日有大量文本與討論課，因此有較多餘裕參與管樂社練習和打工。至於後來選擇就讀研究所的原因，老師提起幾門系上重要的課程作為契機：首先是大一的「史學導論」課程，當時她從梁庚堯老師的期末讀書心得書單中，挑選了甫出版的《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來研讀。那時，後現代史學在臺灣還是前所未見的新興論述與思考方式。老師解釋道：「『我必須要站在事實的後面，來瞭解到底眼前在發生什麼事情』這個想法，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性的。」
另一項啟發為大三的「史學方法論」，由古偉瀛教授開設，課中選讀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若用一句話濃縮其內容，可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歷史書寫參雜著作者主觀意識，因而歷史不如書面所陳，受限於當代環境和結構，人們認知與理解的歷史不同，也就產出相異的歷史論述。「所以大三的時候就覺得我以後如果要念研究所，我想要跟著古偉瀛老師，然後寫柯靈烏。反正很單純，就是想要更了解柯靈烏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想，我們還能如何拆解歷史這樣的『文本』。」
意料之外的轉折是，大四修習吳密察老師開授的「淡新檔案研究」課程後，老師一改先前預定的碩士研究計畫。不同於其它課程多由教授整理並挑選文本供學生閱讀，這門課要求學生從原始文獻認識清代的地方治理，學生在辨讀史料前需要了解清代的文書格式、法律制度和官僚系統等背景知識，才能進一步解析文獻內容。老師在初次接觸這種「做研究」的過程後為其所吸引，因而後來同樣選擇了淡新檔案作為自己碩士論文的取材範疇。大學畢業後，老師繼續參與吳密察老師主持的「明清台灣行政檔案文書標校與著錄詮釋計畫」，配合故宮、史語所和中國第一歷史檔館收藏的明清檔案，將文獻數位化並建置可供檢索的資料庫，此即今日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的雛形。這項任務需要仰賴人工繕打、標點和斷句，老師早前識讀淡新檔案的經驗在此派上用場。同時，老師於中山女高擔任為期一年的實習教師，完成教育學程要求與家人的期望。然而，實習途中對同事、學生的觀察，以及對自身學識、能力的懷疑，促使老師決定先往上攻讀碩班，待數年畢業後再看看下一步要怎麼走。
碩士階段，老師延續早前對淡新檔案的探究經驗，基於戴炎輝老師對淡新檔案的分類進行略讀，最終選擇從其中的「鹽務類」開展論題，依循竹塹鹽務行政的脈絡，討論清末地方社會與行政體制的互動，對地方社會的關注亦在此生根。碩士畢業後，老師曾在同門師兄引薦下，短暫於漢珍公司協助製作臺灣歷史報刊資料庫，在各種機會的權衡下，再次面臨關於「升學」或「就業」的抉擇。後來老師接受碩論口試委員科大衛（David Faure, 1947-）老師的建議，申請後者統籌之「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獎學金，前往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老師的博士研究計畫，一開始仍為延伸碩士論文的主題與框架，探討清代福建與臺灣西部沿海的產業技術交流，但是香港中文大學自由探究的學習方式，與原先研究方法和材料上遭遇的困境，讓老師最終改變了博士論文選題。
在港就讀的博士生除了例行修課外，每週還要自行安排書單與研究進度，再和指導教授討論，較近似英國式的研究所，學生必須為自己的研究進度負責。老師原先想延伸碩論題目以探討華南沿海社會，卻苦於相關文獻有限；若是倚靠大量人類學式的當代田野紀錄，又將使論文難以回答更久遠以前的問題。歷經一年的探索並與科老師討論後，老師改以材料豐富的「府城」為研究對象；臺南是一座源遠流長的城市、是父母的原鄉，更是自己出生的地方。
但是，作為一篇博士論文，若只是單純書寫對地方鄉土的關懷，實則不足以構成論文的問題意識，其所蘊含的學術價值也不高。「我們都以自己的出身為傲，可是問題是，做研究不能夠只是以自己為傲而已，你必須跟別人交流，一起討論共同的問題，學術課題才能夠推進。所以我們不能只是做臺南史或是府城史而已，必須要把地方史的素材放到某一個學術課題裡面去發展。」在Ian Morley教授開授的城市史課程啟蒙之下，香港的田野經驗與日常，帶著老師走入「城市研究」的學理脈絡，於是老師最終決定以城市史的取徑，來回應此前對地方研究的關懷。
「香港這個地方跟臺灣很不一樣；這個不一樣，現在很難用語言來講。」老師一時遍尋不著合適的措詞描繪香港獨有的韻味。對老師而言，光線、濕度與氣味、建築和天際線的形狀、街邊高掛的招牌到人們穿越彼此的速度，都與臺灣不同。作為對香港了解不多的旅人與研究生，香港的一切都透著新奇。即便赴港前花了幾個月速成的粵語仍略顯生澀，老師依舊積極用粵語和當地人溝通，透過語言瞭解文化的眉角。一個細瑣的例子是，港人喚草莓為「士多啤梨」，由strawberry音譯而來，在日常場域中反映著香港中英混用的語境。
不單只是日常生活異於臺灣，香港的歷史課程亦獨具特色，「其實我們有蠻多課都是從香港的立場來理解歷史，比方說我修了張瑞威老師的清史，雖然是清史，可是他用的所有素材都是廣東跟香港，就是從廣東跟香港的角度來理解清朝。」從地方理解帝國，可以感受地方文化與外在結構的張力，每個地方基於自身語言、習俗和禮儀的特色，協商並調和出一種面對帝國與時代的獨特方式。老師不僅由香港視角另闢認識中國歷史的途徑，更因著圍繞歷史人類學的課程安排，而擁有豐富的香港田野經驗。
城鄉之間：田野經驗談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新界，周遭環境不似港島的城市氛圍。在修習香港科技大學廖迪生老師的田野課程時，老師選定大埔三門仔漁村為田野地：三門仔漁民原先以船舶為家，直至1960、70年代香港進行水庫建設，三門仔逐漸成為陸上聚落。在幾乎每週坐車到村子做各種田野作業的日子裡，老師不斷思索所謂「城市」與「鄉村」的距離。港中大周圍的村落映照港島的都市，交織成深刻的探問：地方如何面對政策與變化中的社經結構，成為今日眼前所見？而自己又該如何研究與書寫臺南？
關於「臺灣」或「臺南」認同的摸索，受到來自香港和中國各地同儕相處經驗的催化，藉由口味殊異的飲食習慣和他人對我者的評價，彼此的邊界感自然日漸浮現，「『我』究竟是什麼，其實是透過跟別人相處，才漸漸清晰。所以臺南人或是臺灣人，其實都是相對的概念，必須要有一個他者的存在，才比較能夠描述跟identify的概念。」老師形容著難以言喻的認同辨認過程。
進而，我們詢問對老師而言印象深刻的香港經驗。老師講述了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會」一同參與滘西洲神明聖誕的故事。華南研究會是滘西洪聖古廟的其中一個「花炮會」，相當於臺灣的神明會，藉由捐獻、在節慶時出錢出力，納入地方神明庇佑的範圍，可以攜帶各自信奉的神明參加祭典。「華南研究會的神明就是Barbara Ward（華德英，1914–1981），我們把Barbara Ward的書裝在一個透明的盒子裡充當神像，遶境的時候，由一個人捧著書，老師、研究生、訪問學者跟在書後一起扛著大豬公、帶著金紙，去廟裡面上香。慶典的最後，廖老師就地分豬肉，在場的學者都有份。在這個儀式裡，我們不僅是華南研究會的成員，也是滘西洲的一份子」此時田野不只是田野，外來者也能是局內人。
為了書寫博士論文，老師每年寒暑假都會在臺南長居。說起臺南的田野經驗，老師則想到當年獨自一人初入田野的緊張，不似往日有前輩們同行，自己需要在田野地擔起全責。田野期間充滿各種煩躁：日間被豔陽蒸烤，夜裡還須寫著田野紀錄想著論文走向，擔憂遺漏可能有用的材料等，並不如想像中能夠享受臺南的美食美景。老師說，這是種「現場與文獻的對話」，此後到訪各個城市，總是事前做足功課，抵達現場後四處遊蕩，尋找文獻以外的體驗，很難再單純輕鬆地如同遊客般走馬看花。想著學術、走訪城市，老師覺得這樣的城市遊歷經驗充滿趣味。
地方關懷的實踐：文資保存與博物館策展
離港返臺後，老師參與了臺南市立博物館的常設展規劃，在協同策展的兩三年內，了解博物館策展的流程與細節。由於該館甫從鄭成功文物館改為市立博物館，主體與受眾需要重新定位，呈現的歷史敘事必須從地方出發，這種關懷正與老師的博士論文有所符應。「我可以把我的博士論文某些部分，用展覽的方式去轉化、呈現，帶著本地人和外地人來看這個城市的發展，重新理解或認識臺南。」
其次，嘉義製材所的文資保存案，是老師畢業後首件獨立帶領團隊執行的案件。作為她投入文資保存的起點，案件本身需要進行文資調查、考古修復、後續評估與活化建議，過程繁瑣且複雜，熟稔文資保存的法規和行話更是必備技能。執行製材所案件的過程中，老師發現許多文資保存團隊在歷史調查的資源與人才投入不足，因而開始思考歷史學在文資保存領域的角色與定位。
文資保存時常涉及歷史考古，意即該考古定年的時代已有文獻紀錄，如熱蘭遮城遺存、臺灣縣衙署舊址等，歷史考古通常需要利用傳世文獻來比對、解釋考古結果。由於文獻與史實之間往往存在有意無意的落差，非史學專業的工作者未必有能力過濾雜訊和判讀文獻，此時經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者顯得格外重要。「所以文化資產或博物館，它是一個很好的跨領域的實踐場域；開始做文資之後，就會知道以歷史學為核心，可以往外擴展到很多不同的專業。」當事件和出土器物被安置回時序脈絡和因果解釋中，歷史學訓練讓人得以透過碎片串聯出更完整的歷史圖像。「不管博物館是文化資產領域，我覺得都是歷史學可以發揮的很重要的場域，不可能、也不可以沒有歷史學。」同樣地，當歷史專業的人們學習建築與物質知識後，就得以更加靈動且清晰地勾勒往日。
「因為歷史學追根究底，就是出於對人的關心。」這使得歷史專業的人們更加注意文資保存的倫理問題，思考曾經在此生活的人群，及相關人士對此地的感情聯繫與期待。「不管是什麼樣的素材，我們都希望透過這些素材或是故事，去找到一個認識人性的辦法，找到一個瞭解當時的人他們在什麼樣的結構、什麼樣的情境底下生活，他們在什麼樣的侷限底下，有自己的謀生和選擇策略。」老師堅定而真切地談著史學的終極關懷。
歷史不是只有過去：保持對人的關懷與疑惑
依著老師的節奏，細數繩上眾結，我們提問哪些片段是今日想來格外重要時，「如果有一個作為轉捩點的重大事件的話，對我來說是2014年的三一八學運。」此前史學對老師而言僅是興趣與願意投入之事，然而處在時代的潮頭，老師體悟到學者不該禁錮於象牙塔中，「透過歷史的書寫，其實可以回應當代社會的問題。」於是老師加入「故事」網站的創辦，投入歷史普及與文資保存，皆與此般思索相關。「我開始不是只是為自己寫歷史或是讀書，我開始為不認識的陌生人讀書還有寫歷史。」
訪談末了，問及給有志於歷史學之高中生的鼓勵，老師建議道：對人類與社會懷著關心與好奇，即便是遙遠的地景、人群或時代也無妨，「有時候你對身邊的事情感覺沒有那麼地敏銳，因為太習以為常。如果注意到有興趣的課題就去看、去找資料，是不是在發生在身邊其實沒那麼重要。但是，這些對他者的關懷，或許有一天當你回望近身周遭時，也能幫助你對自己的生命與出身有更多體悟。」最後，老師重提柯靈烏之言來勉勵高中同學：歷史反映著時代的思想，當人們回望時，也同時反映了後人的思想。當我們想要了解人類何以如此，試著從故事中找到理解人性的方法，並且辨識不同時代書寫者的侷限。
回顧老師幼時曾以人類學為志，走走停停赴港學習歷史人類學，最終在大學裡教授歷史學、在社會中回應公眾的歷史課題，皆出於對人性與人的行動恆常不滅的關懷與叩問。成為歷史學徒不過如此，若你已在路上，儘管向前。
